我飞跃发展的二十年
■周来祥
谈到改革开放20年来的变化，不少人首先想到个人和家庭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比如说由无房到有房，由一居室到二居室、三居室，儿女们由无学上，到学运亨通，从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到出国深造等等……当然我也同大家一样，经历了这样一个大变化，改革开放前，我五口人挤在两间筒子楼里，而1979年一下子调到四室一厅的教授楼，今年又乔迁更为宽敞的博导楼。但对一个学者来说，我觉得更为值得一叙的是他学术事业的大变化、大发展。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只发表了20多篇文章和两本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只是初步提出了美是和谐的这样一个理论的出发点，还被批判为白专道路、名利思想。而改革开放的20年，我就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0篇，是前30年的十倍；出版专著13本，是前30年的6．5倍。如果按字数来算，前30年总共不过40万字，而改革开放以来已达500多万字，是前30年的12倍。而且越到后来，几乎年年都有新著问世，论著也更为成熟。比如1997年出了《鲁迅文艺思想》（合著），1984年出了《美学问题论稿》、《论美是和谐》、《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美学规律》，1987年出了《论中国古典美学》，1992年出了《中国美学主潮》、《中西比较美学大纲》，1993年在意大利出了《中国的现代美学》，1996年出了《再论美是和谐》和《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1997年出了《西方美学主潮》，1998年出了《周来祥美学文选》上、下两卷。这也说明这个伟大的时代，给我这个年近古稀的学人带来的学术上的青春活力。 在上述论著中，以美是和谐为基点，形成了以古典素朴的和谐美、近代对立的崇高和现代辩证的和谐美为纵线，以中西两大美学思想体系的比较为横线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式圆圈型的理论构架，在国内外独树一帜，被称之为和谐美学体系与和谐美学学派。 这个和谐美学体系不仅体现在美学基础理论中，而且贯串于文艺美学、中国美学、西方美学、中西比较美学等各个美学分支学科中，成为包容各分支学科的美学学科的大系统。这个学科的大系统，由美是和谐说以一贯之，统一为一个严密的有机的科学整体。有的同志鼓励说像这样全面的包括整个学科而又独树一帜的美学体系，在我国历史上还不多见。 这个理论体系，既是一个大的学科体系，又是一个培养研究生的课程体系；既是一部部有独创性的理论著作，又是一本本供研究生参照的教材。从1979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以来，目前已招收硕士生11届30多人，博士生10届30多人，共近70名（其中有外国留学博士生等7人），若加上访问学者、高级进修生，那就近百名了，以这些著作培养的研究生，几乎都有显著的提高，都有飞跃的发展。他们几乎都成了副教授以上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其中有十多人已升为正教授，还有的被评为博士导师，还有的成为跨世纪人才、青年学术带头人或青年学术骨干；有10多人担任了系主任、院长以上的职务，还有的走上了大学校一级的领导岗位；不少人已出了五、六种学术专著，有的还主编了系列丛书或丛刊，在学术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出国对我来说简直是做梦也不敢想，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已先后6次出国访问、讲学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其中有三次是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国际美学大会。并先后7次邀请了国际著名美学家来山东大学美学研究所访问讲学，其中有国际美学权威刊物《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终身主编费舍尔教授、国际美学学会主席伯林特教授、国际美学学会副主席佐佐木教授、德国现象学会主席亨克曼教授、《艺术新解》的作者布罗克教授、国际美学学会顾问海恩教授等。还与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芬兰、斯洛文尼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交流合作的学术关系，曾被邀请参加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美学学会，被选为12、13届国际美学学会执委会委员。在这些活动中，一方面引进了国际美学研究的优良成果，了解和掌握国际美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同时宣传和弘扬我国美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和贡献，使中国美学走向世界。 20年来我所在的文艺学美学学科，更是一步一层天。改革开放前只有一位副教授，只招收过二年制的研究生。而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被批准为全国第三批博士学位授予点，1987年在全国首先创立了美学研究所，1995年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1996年作为211工程立项的学科之一，1998年又与所在的院系一起升为一级学科，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现在点上有教授6人，全部被评为博士导师。前后对比，这是多大的发展呀！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成长得比较缓慢，而改革开放来的20年，我却获得了如此飞跃的大发展？！首先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给了我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给了我动力和方向：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我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面对客观实际，发挥独立思考，走出一条独创性的学术道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使我牢牢地把握住时代精神和明确的方向，既不局限于经典著作家的只言片语和个别结论，也未不加分析的对待西方的美学、艺术和文化。这一切都使明确地意识到，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既不是回到文革以前，也不是回到几千年的传统美学，更不是以西方的现代、后现代为师，而是在伟大的改革实践中，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汇古今中外之精华才能逐步完成。 我的身体还很健康，我的精力仍不减当年，我想在有生之年，更致力于当代文学艺术、美学、文艺学的观察与思考，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作出我自己的一点贡献。同时也完成我由历史向当代理论形态的螺旋上升，也尽力推动中国美学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